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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张福森：同志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座谈会，见到了这么多老战友，老朋友，见到了这么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老的企业家，感到非常高兴。今天这个座谈会的主题是讨论制度创新与组织创新问题。我想回顾二十年来中关村所走过的这个路，是不断变革的二十年，是不断创新的二十年，也是不断发展的二十年。改革和创新是中关村二十年来发展的动力，1988年5月10号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我国首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也就是今天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今天我们纪念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二十周年，就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坚持创新，用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办得更好，推动中关村的科技创新，使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继续发挥全国第一的带头示范作用。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的鼓舞和世界新科技各个浪潮的影响下，中关村一大批人员以勇往无前的巨大勇气投身于中关村的建设。走出了大院、大所、大学在中关村地区下海创办科技企业，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我们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出了一条新路。
这里出现了全国第一家民办科技技术，在中央领导的肯定下，很快形成了以两通两海为代表，以众多企业为核心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经中央决定和国务院批准，1988年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建立了我国首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9年，又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如今中关村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中国硅谷和走向世界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战略发展的高地，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改革的历史发展轨迹。
中关村从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的出现，到建立科技园区的过程，是一个勇于探索的过程，最早出现的科技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生长出来的新生事物，完成是改革创新的产物，是在不断的争论和辩论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体制下，科研与生产相互脱节，搞科学技术的，无论是做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做应用理论研究，都是坐在屋里搞研究，追求的目标是学术论文的发表，并不重视科研成果能不能投入生产，以及带来多大的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当科技人员走出高楼深院，在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之外，创办科技企业，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途径时。不可避免地与原有政策发生碰撞，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法规和各种制度还在正常运转，新政策、新法规、新制度尚未建立，要扶持这些科技企业的发展，就不得不制订被一些人所批评的土政策，搞所谓的打擦边球。
正因为如此，那时对电子一条街有不少非议，说是科技二道贩子，中关村是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等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民办科技企业，不要国家投资，不要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相对于过去国家对企业大包大揽而言，完全是一种制度创新。
但这种创新确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们想要投资，想要编制也没有人给，想让别人大包大揽也没有人给包。但正是这种制度的创新，换来了企业最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和在市场上的巨大活力。这种充满活力的企业运行机制，很快被中关村的院办公司，所办公司和大学办的公司中关村内的科技企业采用。因为这符合市场经济下，企业所拥有的运行机制。
技工贸相结合的运营方针，也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的制度创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技工贸是相对分离的，研究单位根据国家下达的课题进行技术开发，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商业外贸部门进行产品的收购，然后按照计划分配和出口。这种体制造成了科研、生产、贸易部门都远离市场，不了解市场的需求，对市场的信息反映是迟钝的。
科技企业把技工贸结合起来，一体化经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产品技术开发，自己组织产品的生产和营销，企业真正成了市场的主体，不仅加快了市场急需的产品开发，也使科学技术最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当然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实行技工贸一体化运营，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电子一条街最初所以被人说成是倒爷一条街，就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科技企业，在创办的初期，根本没有资金进行技术开发，东挪西借的费用连维持运转都是很难的，不得不靠电脑的买卖积累资金，他们掘到的第一桶金都是电脑及相关产品的销售赚来的。
当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以后，有远见的科技企业家们，就逐步地把贸工技转变为现代企业的技工贸，创新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发展之路。走出了联想、方正、四通等世界性的技术公司。可以说如果当时不从实际出发，用宽容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对待这些科技企业，就不可能从一间间小平房里走出这些白手起家的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回顾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可以说他不是政府管出来的，而是政府放出来的，政府放手让科技人员出来创办企业，放手为科技企业创办适宜他们发展的小环境。因为科技人员下海的时候，国家还没有支持的政策，他们不仅要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束缚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思想压力，还要冒着丢掉工作，失去饭碗的风险。
当时海淀区委区政府的几任领导，先后制订了为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保留干部身份，工资级别等政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下海。同时享受减免三年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加快资金积累和技术开发。另外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家对外汇和产品的进出口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而中关村的科技企业，都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外运行的，得不到进口许可证，得不到外汇指标，没有进出口权。因而一些企业要拿到技术开发所需要的进口计算机等技术产品和零部件，不得不采用一些变通的办法，对于一些企业，这不完全合规的做法，政府部门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
正是这一系列的管理创新，才会在中关村出现电子一条街和全国第一家科技园区。这说明对于政府来说，中关村所走过的是一段管理创新，就是要在如何为企业营造更快发展的大小环境上，如何搞好对企业的服务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是全国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又是建立在中关村单位密集、人口众多的城区，不同于某些经济特区，在新开发的一片土地上建立，其管理体制的设计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
当时我们在设计其管理体制的时候，根据从实际出发和组织创新的原则，设计了当年组织办公室的管理机构，特别是试验区办公室人员，在北京市首次实行公开向社会招聘的办法，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保证了试验区办公室职责的完成和试验区的迅速发展。
无论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还是科技创新，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勇于解放思想，更新陈旧的观念，就不可能积极地进行各个方面的创新实践，甚至会限制群众的创造。回想中科院研究所等科技人员，一些人认为这些科技人员一方面拿着工资，一方面又搞创收，是不务正业，是腐蚀和科研队伍，对他们一片批评声，这些批评的同志站在传统观念和原有政策的角度，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他们没有从国际国内的大局看问题。当时国家最迫切地是要充分的发挥科技的力量，尽快把经济搞上去，追赶世界飞速发展新技术革命。这一科技人员在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探索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可以通过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和制订相关的政策解决的。
正因为如此，面对一些人的非议，中央领导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多找一条渠道，使科研人员为四化做奉献。一些有贡献的科研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正是新的观念和新的认识，促进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诞生，也使我国出现了全新的科技企业。
有一些记者常常问我，为什么海淀区的一任一任的领导，都能坚定地支持和千方百计的吸引科技人员走出来创办科技企业，不断地为科技企业营造好的发展环境。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因为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发展海淀的经济，就必须从海淀区的实际出发，要有新的思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海淀区与区内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之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海淀区从北京的近郊区划为城区进行管理，要使原来以种菜种粮食为主的农业经济取得较快发展，尽快把经济搞上去靠什么？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借鸡下蛋，发挥科技人才的优势，所以尽管海淀区的领导不断地变动，但是区委区政府支持的政策一直没变，为科技企业营造小环境的做法一直没有变。人家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之所以能够兴起，中关村地区的科技产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除了中央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和中关村的科技人才密集这个天时地利之外，就是海淀区委区政府营造了适宜成长的小环境。
事实一再说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所有创新的关键，是所有创新的源泉。1990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离开了海淀，后来又离开了北京，长期在新疆和司法部工作，与开发区没有直接的联系。1997年中央决定我又回到北京工作，当时开发区的管理，包括管理机构怎么设置，开发区的发展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为了参与市委有关方面的决策，再加上开发区的历史情结，我和张景安等几个同志对开发区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并且利用出国的机会，对国外的科技园区，特别是美国硅谷做了考察和了解。我们在比较、分析基础上曾经提出了四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关于政府在高新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美国虽然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高新技术产业的管理，但是政府在行业引导，政策扶持等方面，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例如美国政府出台信息高速路建设计划，对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出台的人类基因链计划产生了广阔的影响。又比如美国国防部的采购，对硅谷半导体发展的作用，以及美国电子商务等新兴工业所采取的宽松政策，人才战略引导下的配额政策，减税政策，鼓励人们失败了再干的企业破产保护政策等等。
这些政策无疑刺激了创新活动的开展，带动了整个新经济的出现。北京科技园区管理机构到底怎么设置？怎么管理？首先应该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结合我们的国情，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政府到底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应该管什么？
当时我们认为，主要应该做四件事。
一是政府不参与企业的经济行为，而着力于市场游戏规则的制订。明确哪是不应该做的，不能做的，努力创造一种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发展的法制环境。
二是对暂时看不太清的行业和产业，尽量采取宽松的政策，鼓励从事新兴行业的企业发展，失败了也给予破产保护，以保护人们创新的思想，支持人们去冒险、创业。
三是充分地利用政策采购，鼓励相关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活动，运用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等形式，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的形成和中小企业的壮大。
四是搞好基础设施的建设，从功能定位、信息畅通、方便快捷的角度做好园区的工作。
从美国来看，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资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资本的灵活和快速运用，从硅谷来看，那里每年用于技术创新的投入大约三百亿美元，国家的占少数，更多来自于民间。应该看到我们对资金的流动使用的限制，会制约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会使好的创新公司被外国的公司买走。因此我们建议，必须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对现行的机制有所突破。一是在股权的制订上，制订相应的政策，鼓励种子基金，创业基金的早期投入，要保护创新的收益，对风险产生的高回报，予以政策、法规方面的保护和鼓励。二是允许民间私募基金，为资金的出口提供多种渠道。
新经济的到来，使知识成为主要的生产力，而掌握知识的人才也成了最宝贵的资源。中关村地区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的政策使科学院、大专院校里大批人才出来创业，才有了八十年代的两通两海，九十年代的联想、四通、方正为代表的高新产业群。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中关村需要深层次的激励人们用知识创造财富，用创新追求成功的机制。人们都说中关村地区有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库，但这个资源库并不等于创新已经形成，因此我们要做新的探索和努力。
一是实施激励作用的产权和机制，鼓励人们利用知识创造财富，通过创新获得成功。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深层次上加强对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人们创新的合法权利，激励人们创新的欲望，促进企业在自由知识产权技术和新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三是制订针对高科技企业的破产保护条例，已在中关村地区形成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创业氛围。
四是中关村必须积极地吸引海外人才的资源。
第四是关于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问题。这四条建议当时主要从政府作用，要素聚集，创新文化等方面，对当时科技园区的发展提出的，到今年有八年的时间了，有一些已经解决了，有一些正在解决之中，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解决。
这几年由于我的工作和科技园区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不太了解现在的情况，也说不出什么意见，这里只是做一个回顾，供大家研究问题的时候参考。
同志们，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关村已经成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硅谷，它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远不亚于硅谷对美国发展的作用。从中关村走过的路来看，改革创新始终是中关村发展的致胜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始终贯穿于中关村的前进之中，今天的中关村无论是研发力量还是企业聚集都令世界瞩目，如何使这些创新的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化学反应，使创新、创业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环境，可能是今天推动中关村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很好解决的一个难题。无论如何，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强烈的使命感，事业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和创新，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就能够使海淀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壮大。我们就能够让中关村在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