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建设如何打好“文化牌”

当下，上海“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新城发力”。其中，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也是提升新城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重要面向。

日前，来自城市规划、城市传播、民俗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同济大学“城市传播”论坛，就上述话题展开了一场跨学科、跨领域的思想互动和交锋，为上海五个新城建设、为新城文化与软实力建设建言献策。

面向未来的新城建设

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新城”在我国近三四十年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并不是新鲜事物。如今，说到“新城”，有些人甚至会联想到“千城一面”等过往城市发展中未能避免的现实问题。也许正因如此，论坛邀请来自城市规划学背景的学者率先开篇。他们领到的“任务”，除了要介绍上海此番“新城发力”的背景，还需对“新城”发展的内涵与使命做一番解析。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麟学教授介绍，上海当下之所以提出“新城发力”，是希望以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的建设规划，突破现有的空间约束，为上海进一步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牵引。“五个新城建设，是上海着眼大局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建成引领高品质生活未来之城的重要增长极，也是推进人民城市建设的创新实践区、服务辐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因而，五个新城所定义的“新城”与过往的“新城”有明显不同，实现从“郊区新城区”到“独立新城市”的跨越，是其重要使命。

今年4月，同济大学成立了上海新城建设研究中心。经过与各个新城所在区和管委会领导的多轮讨论，中心主任彭震伟教授理解了五个新城与上海中心城区的关系——上海不能再简单地把新城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或者是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彭震伟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五个新城不是上海中心城区的‘儿子’，而是它的‘兄弟’。”

他进一步补充道：“如果我们以前一直把‘新城’看作上海的郊区，让新城只是承担城市的部分功能，如今的新城需要具备的发展型功能更多了，是上海重要的功能和资源要素承载地。而且，新城具备一些中心城区没有的稀缺资源（比如乡村），将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发展。”由此，五个新城不仅应该具备和昆山、太仓等城市同样的要素资源配置能力，还应当拥有契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吸引要素、人才的相关政策。“只有如此，新城才可能和长三角其他综合性节点城市一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外建立品牌

对内提升品位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范红教授拥有丰富的海外生活阅历，近年来专注于城市文化与品牌形象领域的研究与实践。针对新城的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她特别强调了“城市品牌”与“城市品位”的不同，希望未来的新城建设能内外兼修，不仅重视对外建立“品牌”，更要向内看，注重自身城市“品位”的提升。

多年来，人们对“城市品牌”这一提法已不陌生，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重视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的特色和吸引力”。但范红教授发现，“城市品牌”固然是一个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但“城市品位”可能更关乎城市生活的本质。“城市品位更多是从城市居民的视角出发来讲的，一个有高质量生活的城市才真正具有城市品位。把对外的城市品牌和对内的城市品位放到一起，才构成一个城市最强的软实力。”

为了了解提升城市品位的关键，范红研究了世界上几个比较权威的“宜居城市指标体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也比较受到专业的城市传播学者认可的，有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推出的“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

经济学人智库与知名的《经济学人》周刊是姊妹组织关系，拥有一支由多国经济学家、分析师、资深政经读物编辑组成的团队。其推出的年度“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报告通过对全球一百余个城市进行调查，对治安、基础建设、医疗水平、文化、环境、教育等指标进行评估后评选出结果，每年进行两次调查。

追溯“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历年评选，范红有几点重要收获：评选的价值标准会随着时代的前行发生变化和调整，相比评选结果，评选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方法更值得关注；世界上那些最知名的城市关于“宜居”的理解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探求、讨论的过程，更值得追求的“宜居城市”随之明晰。

比如，一开始，很多人对“宜居”的理解只是“可生活的城市”，注重解决市民的居住问题。后来，一些城市慢慢加上了对绿化等环境条件的重视。如今，大家对“宜居城市”的理解愈发指向“生活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范红认同，“那些生活幸福指数更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城市品位和生活品质，是未来的国内城市也值得追求的。关乎生活品质的具体内容会变，但‘城市为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而建’的追求总是不变的”。

如今说到“宜居城市”，范红乐于介绍苏黎世和哥本哈根的例子。

曾经有一年，苏黎世获得了评委们的“特别加分”。原因是，苏黎世人把自己的阳台变成了他们生活的舞台。他们在阳台上种植物、吃早餐、喝咖啡，并将此视为自己简单快乐生活的重要标志。

在哥本哈根，近年来的城市设计和城市更新非常重视保留当地人原有的文化痕迹。在一些旧城区、老工业区，尽管更新的步履未曾停歇，但城市空间里总能让大家看到当地人最具自然状态的生活。在码头等近水区域，有大量空间供市民度过休闲时光。

范红希望这两个例子能给如今国内城市的品牌建设和软实力建设带来启示。“每个城市除了那些为外人所知的特色之外，更重要的是品位。一些城市注重品牌的打造，却忽略了宏观叙事背后市民真正的生活品质，往往来自他们日常生活中那些朴实的点点滴滴。如果说，城市品牌关乎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认知、联想和美誉，那么，城市品位关乎人们对一个城市的喜爱、选择和享受。作为城市的居民，显然，我们更向往的是那些真正让我们心生喜爱的城市。”

寻找城市

对“真实自我”的表达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文春英教授，着重分享了其研究团队对当前我国城市品牌化实践的观察。他们尤其关注，那些注重城市品牌化打造的城市，在实践过程中，究竟把“文化”本身放到了怎样一个位置，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为此，文教授团队对2020年一整年与“城市品牌化”有关的媒体报道数据，进行了抓取和分析。他们发现，当下我国城市品牌建设的文化性实践主要体现为文化造节、文化造景和文化造势。

从内容上看，文化造节主要有三种形式：节庆活动、赛事活动、会展活动。其中，节庆活动可以分为消费类、特色产业类、旅游类、文艺类四种。从文化的属性上来看，这些节庆活动呈现出传统与新潮交织的特点。“如果说，过去的地方性节事主要是一种文化的仪式，是一种文化传承，那么，在当下，节庆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文化营销。城市节事被作为增强本地文化归属感、展现地方文化潜力、刺激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在文春英看来，把文化造节看作快速解决城市难题、提升经济效益的手段无可厚非，但如果是架空于本地文化、以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为主要目标，就可能反过来削弱城市本身的文化特征、忽视节事与本地居民的关联，使活动的可持续性遭受质疑。

文化造景方面，如今的造景方式主要集中在城市更新和空间实体两大方面。空间实体分为公共性的空间实体和经济型的空间实体。经济型空间的打造已经从原来那种通过大师建筑带动城市转型的“古根海姆模式”，转化成基于场景效益的文化造景模式。它呈现出两种趋势：城市的空间转型，成为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的契机；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公共空间日益受到重视。

文化造势方面，主要表现出美食和空间的媒介化、直播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了城市品牌的文化表达和传播模式。这些现象背后，好的方面在于更加关注烟火气、重视多元主体参与，小众城市也获得了出圈的机会；呈现出的问题在于，一些网红打卡化的操作，很容易造成城市形象单一化和片面化。与此同时，新的传播形式和传播渠道，也会造成甚至加剧相关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导致受众在城市形象方面的片面认知。随着受众的新鲜感消失、产生审美疲劳，这些项目本身很快就失去了发展的源泉。

为此，文春英教授建议，未来无论是新城的文化传播还是软实力建设，要尽可能摒弃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使城市品牌化从过去的产品导向、营销导向，逐步走向文化扶植和城市认同导向，实实在在地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理出发，进行城市品牌打造，使城市品牌成为城市表达“真实自我”的一种方式。

“新江南文化”也是

新城文化建设重要切入点

“事实上，在上海的行政区划变化过程当中，一些新城所在的区域以前不属于上海，是邻近的浙江和江苏并进来的。为了能够使这些新城真正成为上海的新城，必须在新城建设当中强化其对上海文化的认同。”

前不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副研究员参与了“江南文化建构和新城建设”专项课题研究。一路梳理上海与江南文化的关系、读解“新江南文化建构”的深厚内涵与新可能，毕旭玲发现，强化新城所在区域对上海文化的认同，是新城建设打好“文化牌”的必要前提。

由于上海并不是传统江南的核心区域，所以，对此番上海建构“新江南文化”，课题组认为，首先要解决上海在“新江南文化”建构过程中扮演中心和龙头角色的合法性问题。

课题组从历史、现实、学术研究三方面入手，寻找合法性的依据——

在原始社会末期，江南区域形象已经出现，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事件就是今人熟悉的大禹治水。相传，大禹曾经来到太湖平原，通过疏通太湖三条入海水道，治理好了太湖平原。在此基础上，他进行了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分。当时，今日江南大部分地区被统一划归为古九州之一的“扬州”。到了秦代，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在江南地区设立“会稽郡”，进一步强化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江南区域形象。从隋唐至宋，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和宋室南迁，中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先后南移至江南地区。明清时期，在江南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全面超越了中原，形成了后来讨论江南文化时经常提到的“八府一州”的多中心格局。

可见，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代表先进经济区和文化发达区的经济和文化概念。近现代上海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推进了江南文化的现代化转变与现代性的生成。此后，上海逐渐成为引领江南经济文化风潮之地，无论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还是在引入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引领江南经济文化风潮的优势一直保持到了当代，这为其在“新江南文化”建构过程中扮演中心和龙头角色奠定了基础。

课题组还发现，传统江南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已经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江南文化。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江南文化继续发展，走上了与新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发展道路。基于上述依据，课题组认为，可以在上海进行“新江南文化”的建构——“新江南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在传统江南文化的基础上、新时代背景下由内而外的突破和更新。“新江南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进而表现出襟江带海、融合古典与现代、融合人文与科技的特质。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毕旭玲提出了新城建设与“新江南文化”建构之间三个可以探索的结合点：强化新城建设中的上海文化认同、赋予新城独特的文化个性、为新城建设提供新的文化材料。

毕旭玲认为，新城发展规划对于五个新城及其他上海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如果说，过往的新城曾经表现出千城一面的特点、没有个性，那么，此番新城建造恰恰可以为打造更具独特文化个性的新城提供机会。各个新城可以从挖掘自己所在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入手，强化自身的文化格局，使新城真正成为具有独特的文化个性的节点城市。比如，奉贤有着非常深厚的古海岸线文化资源。在毕旭玲看来，将江南历史文化资源发掘和新城建设融合起来，能够有效降低“千城一面”的风险，使新城所在区域更有文化个性，也能与其他新城更好地区分开来。

“‘新江南文化’可以成为新城打造城市软实力品牌和人文之城的重要切入点，且内涵非常丰富，值得进行持续的研究与探索。”毕旭玲说。